【特刊】中醫藥作為愛國主義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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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訊》2026年5月特刊 | 備受鍾愛的中醫藥
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學者盧凝德指出，中醫藥擁有的良好信譽主要源於其被視為“國寶與民族驕傲”。
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撰寫的回憶錄，毛澤東曾坦言：“我提倡中醫，可是我自己不信中醫。”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樣是中醫藥的忠實支持者，且沒有跡象顯示他會拒絕使用中醫療法。
恰恰相反，習主席不遺餘力地推動中醫藥產業發展，甚至將中醫藥譽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不僅加緊擴大中醫藥在國內的使用，同時積極推動中醫藥產業走向世界。
中國政府於2016年發表的《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指出，推動中醫藥全球發展，使其成為“中國與各國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
正是這份文件為後來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奠定了基礎。北京在《規劃綱要》中提出了促進全民健康的目標。此規劃特別關注健康服務、安全保障、產業發展、政策支持，以及發展全民醫療保健、基層醫療服務、推廣醫療保險、規範基本藥物及實施公立醫院改革等範疇。
自1950年代以來
英國杜倫大學助理教授盧凝德曾在澳門長期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她撰寫了以《Nationalism and the Legitim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acau: Colonial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Imaginaries（民族主義與澳門中醫藥的合法性：殖民遺產與當代想像）》為題的文章，並於2025年發表。
她在文中引用多位學者的觀點，論證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醫藥遠不止是一種治療疾病的系統。她認為：“長久以來，中醫藥被學術界視作是一項民族主義工程，一種想像的、再創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被譽為卓越民族遺產的中醫藥，自1950年代起便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投入，推動其制度化與現代化。因此，中醫藥已完全融入中國的醫療體系，並享有與生物醫學同等的法律地位。”
習近平的托舉造就了專家們所稱的“民族主義新趨勢”。盧博士引用牛津大學著名學者許小麗(Elisabeth Hsu)的觀點指出，“中國特色繼續受到頌揚”，民族主義情緒依然強烈，同時，中國政府對中西醫結合的承諾“即使不是獨一無二，也堪稱卓越”，因為世界上大多數政府“都不鼓勵將生物醫學與本地醫學理論及實踐相結合”。
她在文章中指出：“這種結合的創新性在於，中醫獲得了與西醫同等的地位，而非僅以西醫作為衡量優良科學的基準。中醫正‘越來越自信地展現其自身的價值與視角’，從而催生了新的中國想像。”
這位曾在澳門大學工作的人類學家總結道：“與推廣儒家思想相似，中醫藥的國際化代表了中國利用傳統文化作為軟實力載體的最新嘗試。”
中醫藥在澳門的合法性
盧凝德在文章中指出：“有別於先前的研究認為中醫的合法性取決於創造奇蹟的觀點，我認為在澳門，中醫藥的信譽主要源於具同理心的療癒與文化民族主義，這將中醫藥重新定位為國寶與民族驕傲的來源。”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在1999年之前，中醫藥不得不依賴“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放任式治理”，正是這種治理方式“阻礙了中醫藥在澳門回歸中國之前獲得官方認可”。
在澳門土生土長的盧博士坦言：“澳葡政府的不干預態度，也阻止了中醫藥從澳門的醫療版圖中被徹底清除。這使得中醫藥從業者得以透過具同理心的療癒及與患者的相互診斷，來強化自身的合法性。”
其次，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民族主義在中醫藥合法化的過程中發揮着日益關鍵的作用”。
盧博士提出的另一個論點是：“雖然民族主義提升了中醫藥在後殖民時代澳門的地位，但中醫藥本身也為澳門特區政府及本地中醫藥從業者提供了一個平台，透過帶頭將中醫藥引入其他前葡萄牙殖民地，向中國當局展現其愛國情懷。”
這位人類學家指出：“這些努力不僅有助於中國彰顯其軟實力與全球影響力，也強化了澳門自十六世紀以來作為‘中’、‘西’醫學橋樑的自我文化認同。”
“被譽為卓越民族遺產的中醫藥，自1950年代起便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投入，推動其制度化與現代化。” – 盧凝德
藥監局將中醫藥文化帶進校園
藥物監督管理局（下稱“藥監局”）一直積極在本澳各校園推廣中醫藥文化，“增強青少年中醫藥文化素養”。
“中醫藥文化進校園”活動通過中藥知識宣講、互動體驗和藥材展示等形式，向學生推廣中醫藥文化，提升青少年對中醫藥文化的興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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