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當電子奶嘴成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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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訊》2026年9月特刊 | 校園無手機時代
誠然，有家長使用智能手機的頻率甚至高於子女，但亦有不少家庭對現況深感憂慮。
澳門城市大學講師、心理治療師陸珍妮在青少年及家長輔導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她表示：“在澳門的前線工作經驗，讓我們獲得與西方論述略有不同的本地化獨特見解。”
她解釋：“在澳門高度緊湊的城市環境中，家庭面對長時間工作的壓力，經常導致數碼設備被當作‘電子奶嘴’使用。本地經驗顯示，家長與青少年之間的數碼摩擦，極少源於科技本身，而是線下家庭溝通薄弱及社會支持感不足的症狀。”
聖若瑟大學健康及環境科學學院教授劉舒文則表示：“將青少年沉迷屏幕的責任歸咎於家長，在社會層面上固然容易，但在學術上並不公允，在實踐上亦毫無幫助。”
她引用其有關研究指出：“家長過度限制的網絡干預方式，往往適得其反，甚至增加青少年遭受網絡欺凌的風險。大部分家長採取嚴格的屏幕使用限制，是出於焦慮而非疏忽。他們普遍缺乏青少年數碼心理學、網絡風險及青少年網上行為等方面的專業訓練。單純指責家長，只會壓倒他們有限的專業知識和善意。”
她補充道：“過度使用屏幕及網上行為問題，屬多層面的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家庭問題。青少年持續受到學校環境、朋輩文化、社交媒體演算法及廣泛的數碼可及性影響。因此，責任應由學校、網絡平台、社區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分擔，而非簡單地歸咎於家長。”
劉教授指出：“在子女的數字成長旅程中，家長應擔任引導者、支持者及榜樣的角色，而非僅是制定規矩的紀律執行者。社會不應簡單地指責家長，而應提供專業的育兒指導、數碼教育資源及系統性支援。只有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協助青少年建立可持續的健康數碼習慣。”
“子女的數字成長旅程中，家長應擔任引導者、支持者及榜樣的角色，而非僅是制定規矩的紀律執行者。” – 聖若瑟大學健康及環境科學學院劉舒文教授
家長角色重於學校？
關於家長在此議題中的角色，意見仍然分歧。
Hilda Leong以澳門浸信中學學生社交媒體影響為題完成聖若瑟大學碩士論文，她認為：“家長對學生的影響比學校更為重要。學生放學後，理應有較多時間留在家中，老師無法控制學生在校外的手機使用情況。”
她補充：“我們有時知道部分學生和兒童花大量時間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導致他們日間在校無法專注學業。因此，家長在家的角色更為關鍵，他們需要教導子女如何適當地、明智地使用智能手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楠承認：“學校限制智能手機使用時，家庭便成為更重要的數字產品使用場景。”
不過，周楠教授在接受訪問時解釋：“這不代表責任單純地由學校轉移到家長身上。相反，學校與家庭扮演着互補的角色。學校可以創造一個不受數字產品干擾的學習環境，家長則協助子女培養能夠應用於不同場景、甚至逐步自行管理的習慣。”
家長憂心子女手機成癮
周楠教授指出：“許多中國家長對子女使用智能手機深感憂慮。困難在於，憂慮並不會自動轉化為有效行動。大多數家長從未接受過如何管理子女數字生活的系統性指導，而設備、平台、朋輩規範、學校要求及家庭日常卻持續快速變化。”
“家長確實需要學習機會，但解決方案並非單純加強管制。有效的數碼育兒通常需要建立在溫暖且具溝通性的親子關係基礎上。”他補充，“亦沒有一種策略適用於所有兒童。年齡、性格、自制力、情感需求、朋輩關係及使用設備的目的，均會影響成效。”
然而，身兼教育心理與幼兒教育中心主任的周楠承認：”當成年人本身似乎無時無刻不在使用自己的設備時，很難要求年輕人減少使用智能手機。”
他觀察到：“兒童及青少年的學習不僅來自父母的言教，更來自他們反覆觀察到的身教。當父母在無聊、疲倦、不適或收到通知時下意識地拿起手機，子女便可能學到：智能手機是應對這些日常狀態的默認反應。”
他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家庭做法”，當中“或可包括用餐時放下手機、進行無屏幕對話、將充電設備置於睡房以外、減少不必要的通知，以及協商訂立共同的無屏幕時段。家長毋須成為完全禁慾的模範。”
劉舒文教授總結道：“家長應擔當具支持性的中介者與榜樣，而非僅僅是嚴格的規則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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